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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研究院邀请国内外知名专家举办系列学术讲座之肖梅教授专场

作者: 来源: 发布时间:2015年05月11日 点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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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2015年4月22日-23日,艺术研究院荣幸邀请到上海音乐学院博士研究生导师、音乐学系肖梅教授,及德国音乐学、人类学家Dr. Gisa Jahnichen 教授来我院讲学。作为我院民研所“八桂讲坛”(第十七讲、十八讲)的重要内容,两位专家均做了两个单元的讲座,内容丰富性与理论前瞻性兼备,给大家带来了精彩的学术盛宴。

2015422日-23日,艺术研究院荣幸邀请到上海音乐学院博士研究生导师、音乐学系肖梅教授,及德国音乐学、人类学家Dr. Gisa Jahnichen 教授来我院讲学。作为我院民研所“八桂讲坛”(第十七讲、十八讲)的重要内容,两位专家均做了两个单元的讲座,内容丰富性与理论前瞻性兼备,给大家带来了精彩的学术盛宴。

 

肖梅教授的讲座内容

单元名称分为《乐器学研究的前世今生》和《再思文明与“超越地方性”》。

第一单元:乐器学的前世今生

(宋明明 记录整理)

   

讲座现场

 

 

    研究主旨:将从世界上不同古老文明对乐器的认知出发,在介绍乐器分类体系历史沿革的基础上,重点讲授民族音乐学学科框架中的乐器文化研究及其当代发展趋势。可从以下几个方面来概括:

1、“乐器”、“乐器学(Organology)”的定义

    指出乐器本身并无绝对的定义,对乐器的鉴定要放在不同的文化语境中去考察。通过列举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观点,阐释了“什么是乐器学?”,认为乐器学同博物馆学、音乐学、藏品等密切相关。

2、发端于博物馆的近代乐器分类法

主要分类为H-S分类体系,通过声音的物理特性进行分类为:体鸣乐器、膜鸣乐器、气鸣乐器和弦鸣乐器。参考著作Mahillon《布鲁塞尔乐器博物馆藏品的记述性和分析性的目录》。并列举萨克斯乐器分类表介绍早期对于乐器的分类。认为早期的乐器学研究也是一种跨文化研究,有它不同的视角,包括进化论、传播论、文化圈理论等,是一种客位的研究,在研究的过程中,不仅融入而且要跳出,强调文化客观性。

3、不同文化视野下的反思

主要体现在:(1)至20世纪时对19世纪或20世纪初的分类法产生质疑。认为对乐器的分类按理每一层分类要服从一个单一标准,但分类时越往下则呈现乱的趋势。(2)萨克斯注重强调声学形态学,很少考虑到人在其中发挥的作用。很多人质疑他们对于乐器的分类是“见物不见人”。无法解释乐器本身所蕴含的意义。(3)早期的分类法通过一个个分类法将世界的乐器摆在一起,在当时看起来非常广博,但考虑广博的时候往往会选择单一标准,不能认识到任何古式的东西都有它的局限性。对此问题,列举了M.T.Kartormi的著作《乐器的概念和分类》。认为这部著作是继萨克斯分类法的一个转型,M.T.Kartormi的分类法关注主位的乐器分类观,指出了人类学非常强调的如何关注地方性知识的问题,强调了Cutre-emerging

4、乐器分类的历史沿革

主要介绍了世界上不同古老文明的分类法,和文明古国的乐器分类思维。如:古中国的“八音”分类及其哲学背景;古印度的四分法;古阿拉伯的演奏取向;古希腊的二分、三分分类法及古希腊哲学思维影响下的乐器分类思维;中古—近代的欧洲三分法和欧洲中世纪以后分类思维的倾向。列举了南菲律宾TBoli文化的分类体系,从不同维度看对乐器的分类。并列举了侗琵琶和侗“牛腿琴”的称谓语音分析,讲述了称谓中的民间知识系统。

5、文化视野下的乐器研究

1)指出20世纪下半叶强调文化视野下的乐器研究,如研究开始重视形体丈量、外貌描述、按比例绘图或拍照、装饰的图案、演奏的方法及技巧、音域音调的产生、音阶等。(2)关注乐器在经济中所扮演的角色,乐器可以被视为财富的对象,可以为个人所拥有。(3)乐器同文化区域间的相互影响:“乐器的分布在传播研究文化史的建构中占有一席之地;而且又是甚至可能透过乐器的研究来建立或确定人类的迁徙”。(4)乐器形制、装饰等体现的审美趣味的文化属性。(5)指出中国音乐界存在的问题,认为中国音乐学界在研究时往往只从音乐学的角度考虑,忽略了很多东西。因此,在提到如何做乐器志时认为,要考虑存在的各种参数,如音乐学的参数、形态学的参数、文化学和博物馆学的参数等。(6)认为乐器不仅是音乐的载体,也是记录历史的载体,通过乐器的演变调查,可以考察一段人文史。列举分析了扬琴、古琴和杠房大鼓等乐器。

6、当代乐器学研究发展的新趋势

当下乐器学研究发展的一个新趋势是着重强调物的生命史,为乐器等藏品的生命立传,架起人与人、人与文化、文化与文化之间的桥梁,将人类学、历史学、音乐学博物馆学等紧密相联,以更好的进行乐器学的研究。

 

第二单元讲座题目:再思文明与“超越地方性”

(王俊 记录整理)

讲座现场,师生提问

秉持“人类是在相互的关系中而不是孤立地营造他们各自的文化”观点,讲者仅仅围绕“巫乐”、北方草原“双声”以及南方民族“走寨对歌”等研究个案,重点讨论了田野考察与历史叙事,谱系学与比较方法在跨境、跨界、跨族群研究中的运用,进而思考音乐民族志与音乐人类学的关系。

个案1:巫—萨满音乐

主要从人类学方面讨论中国古代“萨满式文明”是否延续的相关问题,以及从音乐学角度分析如何以“巫乐”切入“萨满式文明”有什么意义来作两个视角的思考。

首先,悬置定义,先看现象。对南北方萨满仪式中的执仪者、执仪过程等在相似性方面进行比较,发现仪式的过程都与音声有关系。其次,强调比较研究的合法性,认为要把握科学与艺术的平衡,从多视角下看问题。先将定义悬置,把它放入形态、语境、历史中去思考。此外,强调研究的重要方法和观点就是以谱系学作为历史性研究。例如萨满仪式,它的存在并不是理所应当,必然是有其历史原由(悬置形而上学之“实名”本质或纯碎面目,彰显历史对象内部所蕴藏着的来自“他者”的成分)。从“他者”的成分中引申出“关系主义民族志”(仪式音声中多种宗教、信仰以及宇宙观在历史过程中的交错并存与演变延续。)

从音乐学角度,如何将“巫乐”切入萨满式文明,萧梅教授讲到,在比较大量资料后发现,仪式过程可以认为是一个展演制度,迷幻本身成为一种制度性的行为。并以制度性展演为例,在多视角下(性别、大神与二神结构、歌路等)对南北各族“巫仪”进行比较研究。

个案2:北方草原双声音乐

主要以“呼麦”申遗的这一现象引出的相关问题(呼麦是否是蒙古大草原的不同支系部落共有的声音结构?该声音结构蕴含的声音观念?声音观念的宇宙观内涵?)进行讨论。以声态—心态—生态为框架,关注田野资料中共性或差异的比较、以及互文性视角加深对各自特质及其文化过程的理解。一种在他者间迂回的方法论,以找到新的研究起点。

首先,从“声态”来看,延伸出双声声音形态内涵的族群认同、双声的声态分布与族群关系、双声的历史建构及其当代性三方面内容,揭示了亚欧草原及其接壤之处的文明是复合的,也是多中心的,一个长生性的、并需要持续关注的历时性研究,并且能够持续传承和传播,不断构建双声音乐的形态学及其文化释义。

其次,对“心态”与声音观的解释,肖梅教授列举了她的学生徐欣的博士论文研究的例子进而得出,长调旋律的延展动力:根据音色(托腔)的虚实明暗的变化来实现的。这样就打破了一种以音高为研究中心的常规,而这种不按常规进行,更多的是考虑音色,也可以说更多是从审美层面为主去实现的。

此外,从“生态”角度分析,肖教授讲到,双声背后是人与自然,人与文化的关系。因此,我们不必去追究“它”是如何降临的(问题意识并非指向“是”与“否”),而是用谱系学的观点,将定义悬置,研究“他者”的成分,即思考“他”为何是这样?

个案3:南方民族走寨对歌

通过问题意识,即如何由对歌之礼仪性或制度性展演及唱法,思考作为过程的历史和观念及其与族群、社会关系、信仰等深层文化内涵;族群如何通过界限的穿越而不断构建、再生。所引申出,对歌的根本就在“礼”。从社会学的角度看,礼具有双重性,即作为表演的“礼仪”,也作为交往的“礼物”,而这两重性都存在着仪式性和制度性;从音乐学的角度看这种对歌的仪式性或制度性的展演形式有河边对歌、山野对歌、耍堂歌等,唱法有“分声”群唱、假声等形式。

最后肖梅教授指出,中国音乐文化与周边地区音乐文化之间的联系、交融和影响,可以纵观音乐传统在不同的地区的延伸、变迁,来反观历史并更深刻的认知自身音乐传统。通过对个案的共性和差异的比较研究发现,中国传统音乐中并存着萨满式文明和礼乐文明,虽然我们国家是大一统,但“宗教”(文化)是多元化的。如何更好的诠释“多元化”?回归到所讲的重点,需要运用谱系学与比较方法(描述、比较、再描述、再调整……)进行田野考察和历史叙事。

   

合影留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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