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大生意
虽然谁都知道“文无第一，武无第二”，但我还是认为，黄格胜是当代画得最好的中青年画家之一。
说他画得最好，并不是说将他与别人比出了个第一第二。当年梁启超去江夏拜望张之洞（也许是个故事），张之洞出了个上联刁难梁启超，联曰：“四水江第一，四时夏第二，老夫居江夏，谁人第一，谁个第二。”梁启超既是后学，又是新党，他既不能失身份礼教，更不可屈志气理想，他巧妙地对道：“三教儒为先，三才人为后，小子本儒人，何敢言前，何必言后。”如今，画家们只能是“小子本儒人”了。唐宋前的画家，大抵有匠作之嫌，大画家阎立本当了“匠作监”尚不免自惭形秽，千叮万嘱不许儿子学画。而自元明之后，倡书画同源，诗画同体，中国画才成了“文人”的“雅事”，于是，绘画自然成了“儒人”的事业，很难“何敢言前，何必言后”了。我之所以说黄格胜属于画得最好的画家，其实是将他与古人比，他在古人形成了“由技入法，轻技重文”的偏颇之余绪中，不惜以身求法，从法问画，借画知文，由文体道地闯出了一条自身体悟之路，这是一条可鉴可习之路，也是当代中国画发展的探索之路。
黄格胜可谓是一个有学养流派师承的画家，他的老师黄独峰先生既是“大风堂”弟子，又是岭南派著名传人，因而，从师承上他便不得不接受流派特征的影响与制约。张大千是个极其聪明的浪荡儿，高剑父是个善识俗务的革新者，他们的画作中不乏机敏的巧妙与媚俗的漂亮。如果承之不当，势必品格俱下，淫巧杂生。当代画坛之中，不乏其人其例。
然而，黄格胜不是这样。他有一种审时度势的本领，又有一种知己察人的思考。他并不完全守住流派的特长，这种特长对于某些个人是种特短；他放弃了他十分有个性的、也是他学习期间主攻的花鸟画。岭南派的花鸟画太炫目太突出的特征确定了其形色的局限与技法的贫乏。他选择了山水画来打破他所受的桎梏。他是从写生入手去认识和掌握中国画的笔墨语汇与功力的，我们可以看见他一个时期中对特定语言样式的反复使用和斟酌。他以实为鉴、以境为托，而重视不断地变化情感、情结与场地，因而他能较快地找到与古人沟通、与流派适应、与自己合宜的国画笔墨，他用实际上很传统的笔墨画出并不古奥的情境来。他的技巧非常好，用墨生猛，用色却干净而古朴，似乎有种亮丽的沉着，因此，他的形色并不奇异，也不落俗，相反容易使每个身临其境的老百姓都感到亲切，容易从中获得各自的依托，这在当今的中国画家中是十分难能可贵的。
然而，他并非一味地平常而不通达，他做到了几件并不容易做到的事情：首先，他的画很漂亮；其次，他的画很写实；再次，他的画很生动并充满了乡土生活气息。最难的是，他将这一切统一在一种并不媚俗而又通俗的现实之中，产生了一种清新自然的格调，造就了一个时代一个地区特有的新风。在过去的画家中，这些都是困难的题目，他能一个个攻克并较好地解决它们，他的成绩是可人的。
不少人在当代的认识误区氛围中，错误地认为中国画发展至明清时代，形成了众多的程式，成为一种僵死的教条，并认为中国画不能反映现实生活以及与现实生活相关的感情。其实，这是一种自我文化的失落所导致的生命状态之必然。那些美术学院石膏像中的几何图形与奥林匹斯山上的神祗，难道能反映新中国的现实与情怀么？那种将读经典中国画作品当成“摹古”而将面对比古画还古得多的石山临摹称为“写生”的作法，难道能学会一种绘画的精神与语汇吗？我们来看看黄格胜的作品吧。我了解黄格胜的知识结构与生活方式，他那真诚而俏皮的天趣与勤奋好学的努力，构成了他对自己的颖悟。他注意自己的文化趣味与格调取向，从不盲目地追求所谓的时代性与个性，也不妄自菲薄地追摹古人的“高品位”。他对自己的画定位十分准确，并将自己对时代的把握转化成一种生命状态的追求与选择，因而，他的画才会充满了值得肯定的生机。他是一位找到了自我的画家，这非常重要，因为就其时代性本质来看，绘画的个性实际上正是画家个体在时代中的生命状态。
中国画从所谓的“写生”发展到“写意”，一语道破了写出“生命之意味”的文化主题。近世通常将小买小卖称为“生意”，不少画家已染上了这种时疫。唐代诗人张九龄曾有诗曰：“兰叶春葳蕤，桂华秋皎洁，欣欣此生意，自尔为佳节。”好一个被中国人当作历史来写的“春秋”之佳节，才是“欣欣此生意”的本质。从《易》中的“生生不息”到“六法”中的“气韵生动”，从宋代赵昌的“写生”到郑板桥的“画到生时是熟时”，“生意”正是中国绘画永恒发展的生命主题，画家能认识这点，才能了解绘画与文化、与人生的本质，祝愿黄格胜能百尺竿头，更进一步，作个写出当代中华民族“生意”的“大生意人”。
龙年新秋于北京无禅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