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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艺术研究院博士生导师张振涛教授，应邀于2015年5月21日在我院艺术研究院做了题为“杨荫浏与四大知识群体”的学术讲座，讲座由陈坤鹏教授主持。  

讲座以“四段人生，四个地点，四个单位，四批人物”为观察纬度，突显了杨荫浏身上的四种知识结构。他指出，杨荫浏先生受惠于四种文化背景，四种文化背景源自四个群体，而四个群体对应于四段人生。正是这四种“原色”，构成杨荫浏的生命基调。张振涛教授将杨荫浏的学术人生分为四个阶段进行讲解。

第一阶段在家乡无锡（1899—1928）

家乡无锡的“天韵社”，是给予杨荫浏传统音乐教育的最重要的社会团体。成立于明代天启、崇祯年间（1621—1644）的“天韵社”，到了吴畹卿（1847—1926）时代，呈现出传统文化日落返照时的辉煌。少年时代，杨荫浏进入弥漫书香、触目皆宝的曲社，并持续了十五年。他聪明过人，凡三弦、笛子、琵琶、二胡，诸般乐器，莫不一试即通。曲社浓厚的氛围，为少年杨荫浏启蒙心智，从乐器到演唱，从十番到昆曲，从音乐学到音韵学，都为其打下基础。影响杨荫浏的另一个传统社团，是无锡“雷尊殿”的道士群体。1911年，12岁的杨荫浏认识了阿炳，跟其学习江南丝竹《三六》、《四合》。1913年，外国传教士郝路义的到来，让杨荫浏的知识结构产生了质变，郝路义教杨荫浏钢琴、和声、英文，按照民族音乐学的说法，杨荫浏在尚无偏见的年龄，就以开放的心胸，吸纳了异质文化因而提前成为具备了“双重乐感”的人。

第二阶段在南京、杭州、北京基督教“六公圣会”（1929—1941）

1921年秋，而立之年，杨荫浏在郝路义推荐下，应基督教圣公会之聘，就任人生中的第一份正式工作。杨荫浏在收入殷实的教会中供职，一直持续到1941年，共计12年。1931年“六公会联合圣歌委员会”成立，杨荫浏出任委员、总干事，负责赞美诗的歌词翻译与音乐编配。1935年，转至北平“燕京大学”，与刘廷芳一起编译《普天颂赞》，还协助编辑宗教刊物《紫晶》。

杨荫浏于而立之年进入“六公圣会”，12年的教会生涯，可谓生命中最美好的时光。基督教文化在杨荫浏的生活习惯上留下了深深痕迹，他一生都有穿西服打领带的习惯，衣冠整肃，望之俨然，直至斯文扫地的“文革”。教会梳理了他的知识谱系，也开辟了精神航道，培育了他的健全人格。他一生平静的性格，应该取决于这段经历。

第三阶段在重庆青木关和南京“国立音乐院”（1941—1948）

传统学术转型的20世纪初期，涌现了一大批学术视野开阔、学殖深厚广博的硕学鸿儒。1941年9月，杨荫浏应聘任青木关“国立音乐院”教授，兼国乐研究室主任。1944年兼任北碚礼乐馆编纂及乐典组主任，到1948年到南京。西南联大的教授群体对象身临的每一位学者都产生了影响。虽然杨荫浏并没有与所有大名鼎鼎的教授来往，但身处其间，能够感受整体风气。讲者介绍了沈从文、张充和、杨仲子、卢冀野、杨振声等重要人物。青木关是杨荫浏学术研究的第一个高峰期，也可以说是真正进入学术研究的成熟阶段。在青木关他写出了《中国音乐史纲》、《国乐概论》两部二十余万字的著作，编著了教材《笛谱》、《萧谱》、《三弦谱》，与曹安和合作编辑琵琶古曲《文板十二曲》，编译了《音乐物理》，最重要的是，写出了被学术界认定为20世纪最杰出论文的《国乐的前途及其研究》。杨荫浏那种志存中国传统文化的志向，在这批著作中已经彰显无遗。

第四阶段在天津、北京的中国音乐研究所（1949—1984）

1949年之后，杨荫浏结识了一批完全不同的人，对思想和学术产生了各更加重要的影响。若论时贤，与他公事的人有：顶尖级领袖人物吕骥、周巍峙、李元庆、赵沨、李凌、孙慎；顶尖级作曲家：贺绿汀、马思聪、李焕之；顶尖级琴家：査阜西、管平湖、汪孟叔、吴景略，顶尖级理论家：缪天瑞、曹安和；还有大批顶尖级表演艺术家。这些人与杨荫浏生活在一个时代，他的成熟时期，正好也是这批音乐家的成熟期。在新中国乐坛的台面上，胜友如云，高朋满座。杨荫浏与吕骥、李元庆等音乐界领袖人物在一起，参与了国家初创时搭建音乐界框架的大事。参与国家大事的行为，也完成了他的自我形塑。

最后，张老师引用音乐学家郭乃安总结说：一个人的成长和最终影响力的是在群体中形成的，虽然学者的精神劳作是高度个人化的，但成形却是高度社会化的过程。接触什么人，不但重要，而且举足轻重。杨荫浏的一生经历晚晴、民国、中华人民共和国三个时代，也经历了东西方两种文明的洗礼，少年时读传统的书，青年时读西方的书，壮年时读近代知识分子的书，晚年读马列的书，因而使其获得了不同质地的文化营养。一个人社会交往无疑是扩大视野、增长见识的过程，这个过程对于年轻人的必要性。

讲座中，张振涛教授声情并茂，辅以珍贵的图片资料，使听者忘乎时空和自我，在他的激昂言语及缜密思路中，听者似乎亲身经历了杨荫浏先生的人生与学术历程，这是平时书本阅读中所不能体验到的。

合影留念